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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兵:孫中山貨幣思想及實踐評議
2020年03月12日

  中國近代幣制改革的總體思路約有三條,一是金本位,二是金匯兌本位,三是錢幣革命即管理通貨。而從時間來分(實際上有交叉),則約在1895年至1900年人們多強調金本位;從1910年至1927年人們在金匯兌本位,或先施行銀本位再向金匯兌本位過渡的思想間徘徊;自1927年至1935年是國民政府繼承、探索和實現孫中山錢幣革命理想的時期。孫中山先生的貨幣思想在那個時代有著超越時代的指導意義和實踐性。

  一、離不開的金本位

  近代中國在貨幣問題上,是一個極度追求將貨幣本位進化到金本位的國家。

  (一)金本位制

  中國近代貨幣,清末以前為銀銅跛行本位,清末以后至1932年則為白銀核心型的貨幣體系。

  晚清貨幣十分混亂,特別是咸豐以后,傳統的幣制已近崩潰,而外部世界,特別是金本位的世界經濟環境,使得已經與外國發生經濟關系的中國處于十分不利的貿易與財政交往狀態。故而當時的政府官員已經開始關注幣制改革。

  較早提出金本位的是鄭觀應,他十分明確地想讓中國實施金本位,但現實是中國無力可行,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向銀本位的方向努力。

  國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2月,財政部邀請美國著名自由化貨幣專家甘末爾籌劃中國幣制改革。甘氏提出實行金匯兌本位、推行新幣制、統一貨幣發行的幣制改革方案。這個方案的重點是“逐漸”兩字,方案因沒有過分地傷害中國的主權,因而為國內人士所接受。但由于國民政府此時正忙于中原大戰和“剿共”,財政十分因窘,無力也無意在貨幣問題上大動干戈,加上不久爆發了世界經濟危機,世界各國又紛紛放棄了金本位,中國除在幣制上實施了海關金單位并發行關金券以避免銀價低落所引起償還外債的損失外,一切依舊。

  (二)金匯兌本位

  金本位制對于中國而言最大的困難是中國不產金,也不能從對外貿易中通過順差而獲得黃金。因而對外用金,對內用銀的金匯兌幣制則成人們追求的第二條道路。 1903年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建議中國實行金匯兌本位,認為中國可仿印度而建立金匯兌本位。翌年初,美國人精琪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中國新圜法條議》,實際上也是提倡金匯兌本位,只是在實行細節上與前者不同。但遭到了人們的強烈反對,尤以地方實力派張之洞反對最烈。張之洞強調要先統一中國貨幣的主張,對以后的幣改思想起到了重大影響,具體而言即先統一銀幣(或先統一于銀本位)。張的主張在袁世凱的支持下終于使政府決定仍舊用銀為幣。1905年制定了《鑄造銀幣分兩成色并行用章程》。光緒末年,清政府又想借美國之力實行幣制改革,一是一廂情愿;二是辛亥革命爆發,遂又終止。

  1911年爪哇銀行總裁荷蘭人衛斯林博士被聘為幣制改革的顧問。他提出創辦中央銀行,從整頓銀行入手改革幣制,并計劃分三期改革。他認為中國在現時實行不了金匯兌本位的情況下,不如先實行金銀幣的混用,再向金匯兌本位過渡,但也未實現。

  同年財政部組織了一個幣制委員會,也認為中國幣制未來發展的方向是金匯兌本位。他們討論了三種不同意見,即采用金匯兌本位制(精琦案)、金本位和銀本位暫并用(衛斯林案)和《幣制則例》為中心的銀本位制。到1913年該委員會撤消,最終還是決定采用銀本位制, 1914年由此出臺了《國幣條例》。

  1928年國民政府召開的財政會議以及1933年的銀本位鑄造條例,其中都貫穿先行統一銀幣,而統一銀幣是為日后實現金匯兌本位制作準備的思想。

  二、錢幣革命

  除此之外,近代中國還有一種認為貨幣并不需要金銀作為保證,而脫離金銀可以用紙幣,或以糧食、能力、物品為保證發行的紙幣作為流通媒介的理論,這種理論以孫中山的錢幣革命最具代表。

  孫中山在1912年12月6日向全國發布了《錢幣革命》的通電。他認為:紙幣是比金屬貨幣更具彈性的一種貨幣,中國財政緊張和金融恐慌往往源于金屬貨幣本身的缺陷。因而現代國家必須采用更具彈性的紙幣作為交易媒介。具體辦法是:“嚴禁金銀,其現在作錢幣之金銀,只準向紙幣發行局兌換紙幣,不準在市面流行。”

  孫中山提出貨幣改革的目標是“改革貨幣,革新貨幣制度,以謀國內經濟之進步。”紙幣可以解決中國資本缺乏的問題。他認為盡管以前舊政府發行紙幣害民,但是只要將紙幣發行的辦法進行整理,發行紙幣仍是善策。而且他還認為紙幣是世界發達國家經濟發達后的必然產物。他主張紙幣應“以國家法令所制定紙票為貨幣,而悉貶金銀為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其現作錢幣之兌金銀,只準向紙幣發行局兌換紙幣,不準在市面流行。”

  孫中山的錢幣革命學說,在那個時代極具特色,是對于中國貨幣發展具有道路指引意義的學說。由此引發了孫中山用紙幣、債券籌款的一系列社會實踐。

  清末,孫中山生為籌集糧餉軍械和革命活動經費,積聚革命力量,在國外發行了籌餉券;如1906年在越南河內發行一種籌餉券。 1911年孫中山在美國舊金山華僑中發行中華民國金幣券,愛國華僑認購總額達十余萬美元。這些籌餉券均為公債性質。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需款孔急,遂發行軍用鈔票以維持市面。軍用鈔票均由財政部擔保,信用極佳,除在南京軍民中廣泛行用外,亦有攜往外地者,發行總額為500萬元。后經上海、南京的中國銀行陸續回收兌現,至1913年8月2日共收回4999839元,未回收者僅161元。

  1921年11月,孫中山在未成立中華國民銀行總行的情況下,先在桂林成立分行,并發行已制好有自己頭像的鈔票,以為急需。

  1924年,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代理國庫,履行國家銀行職能,發行貨幣。此外在廣州期間還發行了一系列的可流通債券。如有利支付券。1924年1月12日,孫中山批準發行有利支付券,總額毫銀3百萬元。

  1924年2月3日,孫中山批準發行善后短期手票,共50萬元,1924年2月3日先發行30萬元,2月8日起,每天發行2萬元,用于軍費。

  1924年5月29日,孫中山批準發行短期軍需庫券,共銀毫24萬元。此款均用于軍費。

  1924年7月7日孫中山批準廣東財政廳廳發行廣東地方短期抵納券,總額30萬元。

  1924年,孫中山批準發行中央銀行基金公債毫銀1000萬元,全部充為中央銀行基金。

  在實踐上,1924年8月2日,孫中山下令設立中央銀行。明確其宗旨為“發展國內實業,調劑國內金融,補助國民經濟,促進國際貿易”。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所有田賦、租稅及其它公款。一律收受中央銀行貨幣。

  1913年,國民黨發表的政見宣言,有關于幣改的意見,調和了孫中山的錢幣革命思想,要求設立中央銀行,由央行發行紙幣,實行金匯兌本位。

  1928年,國民政府召開的財政會議上,對于幣制明確了二點,一是推行紙幣集中主義,二是推行金匯兌本位貨幣之本位。第一條實合錢幣革命理論。

  1929年3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統一貨幣之鑄造權,與紙幣之發行權,使外國貨幣,不得充斥于國內市場”,此后國民黨的貨幣政策遷就于理想和現實之間,搖擺于紙幣本位和銀本位、金匯兌本位之間。

  1931年11月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蔡元培、張繼等23人提出了《實現總理錢幣革命之遺教擇地試辦國幣代用券》,要求實行孫中山錢幣革命的遺教,設想發行國幣代用券。此后關于此問題的研究和倡議者日眾。而中國經濟局勢日險,在此情形下,政府開始組織人力,研究幣改。1935年11月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河南省黨部又提出了“實行錢幣革命,以救危亡”的議案。

  孫中山貨幣思想最有引領性的地方就是突破了當時貨幣發行必須依靠金銀儲備的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在貨幣發行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對于中國而言,白銀核心型的貨幣體系的基礎就是外人控制的銀市,突破了這一點,對于中國經濟獨立極具現實意義。

  至于對于紙幣發行過多而引發的通貨膨脹問題,孫中山的認識是逐步明確的。他主持發行的紙幣發生問題后,他的認識更為深刻:“紙幣低折,重苦吾民,……查惡幣之害,由無固定基金,以致信用全失。應俟財政統一,別籌根本整理之方。枝節補救,殊未有良策以善其后也。”孫中山貨幣思想缺乏的一面是對于世界貨幣發展的經濟基礎以及實體基礎沒有十分清楚的認識,從而打開了貨幣發行之門,而無控制之法,這也是戰亂時代的悲劇。

  (原文載《近代中國》第30輯,共1.6萬字,有刪節)

  作者簡介:戴建兵,1963年出生,河北唐山人。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丶河北省歷史學會會長。

來源:《近代中國》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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