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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鞍鋼:清末新政與上海因應
2020年03月06日

  清末新政,縱覽已有的研究,期間上海的相應舉措及其成果和影響的相關論著仍顯薄弱,本文擬作補充。

  清末新政出臺

  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出逃西安。次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緒帝名義,頒布“變法”詔令:“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去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師。”

  此時雖明令改革并號召官員建言上書,但百官仍心存疑懼。結果,兩月內人多畏縮不前,不敢直言上書。4月21日,清廷再下諭令,要求文武百官“迅速條議具奏,勿再延逾觀望”。同時下令設立“督辦政務處”,具體負責新政的推行。至此,百官才紛紛條陳上奏,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會銜連上的“江楚會奏三折”。

  三折由劉坤一領銜、張之洞聯署,于7月12日、7月19日和7月20日由南京發往西安。其中第一折提出興學育才辦法四條:設立文武學堂,酌改文科科舉,停罷武科,獎勵游學。第二折提出中法應行整頓變通者十二事:崇節儉,破常格,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去差役,恤刑獄,改選法,籌八旗生計,裁屯衛,裁綠營,簡文法。第三折提出西法應當兼采并用者十一事:廣派游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藥,多譯東西各國書籍。這三份涉及內容廣泛的奏折呈上后,得到慈禧的稱許。“江楚會奏三折”因此也儼然成為清末新政的藍本。

  興辦新式教育

  新政的推行,傳統的教育制度因此發生重大變革。

  當時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抓住學制改革這個時機,率先按照新頒學制陸續編成一套較齊全的“最新教科書”。這套書基本上包羅了“癸卯學制”規定的各類新式學堂教學用書。

  同時,上海的新式教育發展很快。1896年,上海浦東三林鎮富商湯學釗曾與人在鎮上創辦了三林書院,新政時,該書院改為學堂。此外,他還興辦了三林第三小學堂、五權、三民等小學。1901年,史量才回上海,先后任教于王氏育才學堂、兵工學堂、務本女塾、南洋中學等。1903年,黃炎培與友人張訪梅一起興辦了川沙小學堂。1905年,史量才在黃公續的資助下,開辦了上海女子蠶業學校,該校是已知中國最早的女子蠶桑職業學校。

  在上海還有走出鄉村興辦實業成功,反哺家鄉的捐資辦學者。其中有滬上川沙籍建筑業界的代表人物楊斯盛。1907年他在浦東出資興建了浦東中學。在嘉定縣范家橋鎮,1906年由范祥善、季朝楨等曾設私立兩等小學堂,為當地最先設立之學校。

  據估計,“清末十年間,上海至少就培養了13萬多名新學學生”。這是上海歷史上第一個數量頗為可觀的近代學生群體。民國建立以前,同濟大學、圣約翰大學、震旦大學、滬江大學等校的前身,都是在這一時期創辦的,它們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文科技和管理人才。

  組建商會

  新政期間,由于得到政府的允許和鼓勵,各地工商業者具有近代性質的社會組織——商會紛紛成立。1904年初,商部奏準頒行《商會簡明章程》,規定在各省省城或通商大埠設立商務總會,府廳州縣設立商務分會,集鎮則設立商務分所。

  在《商會簡明章程》頒布實施前,已有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成立。它是中國人成立的第一個民間商會,亦即上海總商會的前身。《商會簡明章程》頒布后,1904年6月5日改稱上海商務總會,公舉嚴信厚、徐潤、周金箴為首屆總理、協理,并推舉產生了議董。

  在各地商會相繼成立的基礎上,1910年在上海曾有組建全國商會聯合會的動議,當時正在上海訪問的美國太平洋沿岸聯合商會代表團成員在日記中記載:“我在匯中飯店為上海和其他城市的24位重要商人舉行了一次宴會,……下述商會的總理出席了會議:上海、廣州、漢口、天津----中國四個最大的商業城市,……他們決定組織統一的或聯合的商會,以便全體商人能夠通過上海的中心機構進行活動。”

  清朝政府的本意,是將商會作為輔助官治的工具,所謂“教育會、商會等,皆無非使人民各就地方聚謀公益,遇事受成于官,以上輔政治而下圖輯和”。但以后隨著社會矛盾的演化,商會逐漸成為資產階級與清朝統治者抗爭和開展反帝愛國斗爭的重要力量。

  地方自治的起步

  上海地方自治活動以1905年成立的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為代表,大體經歷了城廂內外總工程局、上海自治公所兩個階段。就地域而言,在南市、閘北、浦東分別舉行,比較而言南市自治更具典型性。

  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的前身是南市馬路工程局。1905年8月6日,上海道袁樹勛授權李平書等上海士紳辦理地方自治。李平書等人擬訂了《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簡明章程》。《簡明章程》規定了總工程局需要辦理的事務,包括編查戶口、測繪地圖、推廣埠地、開拓馬路、整理河渠、清潔街道、添設電燈、推廣警察、舉員裁判等項。1909年,清政府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地方自治。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的議事會、參事會、各區分辦處機構及相關章程,與清政府頒布的《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各項規定基本吻合。因此,李平書領銜的上海紳商順利地完成了由總工程局向自治公所過渡。

  總工程局以及后續的自治公所共存在了6年。續建南市老城廂地區的市政設施,是其主要任務之一。以李平書為首的地方自治機構六年間辦了不少實事,尤其是市政工程的建設。連同先前的南市馬路工程局,以及上海其他區域地方自治機構的共同努力,上海華界長期簡陋落后的市政設施有所改觀。

  華界的市政建設

  新政期間,毗鄰上海公共租界的閘北華界商人于1903年籌議開辟“通商場”,次年正式得到兩江總督的批準。

  上海地方自治期間,共辟建、修筑道路100多條,修理、拆建橋梁60余座,新辟、改建城門9座,建筑駁岸10個,修造碼頭6個。這對于改變華界舊貌、縮小華界與租界的差距、提高整個上海城市近代化水平,都有積極的作用。

  同期,華界公共衛生狀況也有改善。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時期,衛生事宜歸警政科辦理;自治公所時期,則設有衛生處,負責城廂環境衛生。其間,曾有很多措施加強對公共衛生的管理,包括發布各類文告規范居民的衛生行為。此外,所有垃圾必須挑運出城并在指定地點傾倒。1910年,自治公所決定以清潔所取代糞行,完全由其負責城市垃圾、糞穢的清理,并在縣城的東、南兩區施行后,又推廣到西區、中區。

  成立商團

  上海地方自治所辦諸事,與后來的辛亥起義關系最為直接的是商團的設立。1905年虞洽卿發起創立華商體操會,作為建立華人商團的準備。

  翌年5月20日,華商體操會正式成立。同年,穆湘瑤在滬南創設滬學會體育部,李平書、王一亭在南市創設商業體操會,郁懷智在滬北創設商余學會,蘇本炎在滬城創設的商學補習會,吳馨在滬西創設的士商體育會。這些組織的領導人都是上海著名紳商,參加者有工商店東、職員,還有知識分子。

  這些體育會成立以后,首先在維持社會治安方面起了作用。不久,為求事權集中,五會聯合,定名稱曰“南市商團公會”,推李平書為會長。其后,地方每有不靖,官廳輒請商團幫助維持治安。至此,商團由先前的體育團體發展成為的半官方的準軍事團體,團員總數達300人。

  1910年底至1911年初,商團公會乃應形勢之需要,大加擴充,又設預備隊,工、商、學界青年1000多人踴躍參加。

  1911年3月12日,南北商團公會在南市斜橋西園召開特別大會。沈縵云在會上宣布“擬先立一全國商團聯合會”。4月8日,全國商團聯合會召開大會。會議公布章程,推舉李平書為會長,沈縵云、葉惠鈞為副會長,虞洽卿為名譽會長。它名為全國商團聯合會,實際上只是上海各區、行業商團聯合會。商團最初是一部分商界人士和知識分子,在愛國感情驅使下,為實現民強國富而組織的民間文化體育機構。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在清政府支持和扶植下,它逐漸演變為半官方的武裝團體,并由原先分散的行幫性武裝,變成上海地方自治機構控制的聯合性組織。

  綜上所述,清末十年中國社會急劇演變,包括倡導西學、組建商會、地方自治等清末新政各項舉措的出臺及其在上海的實施,客觀上助推了新的階級和階層在上海的迅速壯大,新的思想文化在上海的勃興。其間,隨著國內外形勢的演進,商會、商團等紛紛在上海為實現其政治抱負或維護其現實利益各展身手。清末上海的地方自治運動,既是市政改良的社會運動,同時也具有反對專制主義的意義。正是有了上述社會基礎,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上海各界迅速響應,形成合力,奠定了辛亥上海起義的勝局。

  (原文載《近代中國》28輯,1.97萬字,有刪節)

  戴鞍鋼,1955年6月出生,上海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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