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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大偉:民族復興與中西文化資源——孫中山的探索及啟示
2020年03月06日

  民族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憧憬和追求,孫中山第一個明確提出要“振興中華”,并把自己一生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復興大業。

  孫中山的民族復興與文化觀

  孫中山重視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他說:“持中國近代之文明以比歐美,在物質方面不逮固甚遠,其在心性方面,雖不如彼者亦多,而能與彼頡頏者正不少,即勝彼者亦間有之。彼于中國文明一概抹殺者,殆未之思也。”他反對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認為應該利用先輩留下的文化遺產。他在文化利用上能夠博采各方精華,強調文化實用性。他敢于宣傳和傳播歐美的先進思想,卻不迷信于此,而擅于比較異同、發現優缺點。他熱愛傳統文化,卻不固執舊說,擅于應用與革新。他最反感的是抱殘守缺,泥古不化,強調“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迷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為我調查,而古人為我書記,多多益善矣”。同時他又反對不知中國國情,照搬西方制度與學說,輕易否定民族文化。他說:“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所以,他提出要利用好“國粹”,用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作為“振興中華”的動力。同時在“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后”,“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后才可以和歐美并駕齊驅”。否則“如果不學外國有長處,我們仍要退后”。不可否認,孫中山博采、務實、客觀、辯證的文化觀,對中西文化采取公正而不偏激的態度,并具備常人所無的思維優勢是極為可貴的。

  從優秀傳統文化汲取精神力量

  孫中山認為重鑄業已衰微的民族精神實為萬事之先,他將傳統的道德信條引入革命隊伍和國民的精神教育中。他指出:“從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覺;現在要恢復民族精神,就要喚醒起來。”因此他把儒家經典《中庸》的“三達德”——即智、仁、勇引進了革命軍隊的培育中來。

  他在桂林對滇贛粵軍進行軍人精神教育時說:“救危之法,御外侮先自平內亂始。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即為現在軍人之精神,非泛泛而言之,智力、仁、勇三者,即為軍人精神之要素。能發揚這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他重新詮釋了“三達德”的內涵,將革命軍人所必須的“智”,解釋為“明是非”“別利害”“識時勢”“知彼己”;“仁”解釋為“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就民之仁”;“勇”解釋為“長技能”“明生死”。儒家為古代秩序服務的道德信條,此刻成為革命軍人的奮斗精神。

  又如“忠孝”為儒家歷來所提倡的,孫中山認為“忠”的意義就在于“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孫中山從“忠”的精神內核出發,把其服務對象轉為共和的新國家,并提出新時代的“忠”是“要忠于國,要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將現代的愛國主義和為民服務的精神融入到傳統的信條中,散發出民主的光輝和時代的價值。

  從傳統文化尋取精神理念

  孫中山將儒家的“大同”理想融入現代政治的目標。他說“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強調“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為國家之責任”。也就是說政府的責任應該肩負起倡導教育、社會保障、發展經濟等一系列職能來促進民眾的幸福。這種政治建設構想已經遠超過同期西方政府所為,具有很強的先見性。為進一步實現此目標,他又從民眾的衣食住行四方面入手,提出解決民生的具體方法。這個宏大的方案便是民生主義,他自己也形象地稱之為“大同主義”。

  他將“仁義”的觀念融入進現代政治的基礎。孫中山從“大同”的理想出發,架構出新的現代政治秩序。同時他也把“仁義”的觀念加以改造,作為此架構的精神內涵。他說:“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這種群體間互助的精神就是“仁義”的真正內涵,即“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大同”是人類社會進化的真正目的,“仁義”便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根本精神。人類只有“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體現在孫中山的政治建構中,不僅要求國家應關愛民眾,實現社會成員間的和諧;也要求國際秩序應“講仁義道德,是講正義公理來感化人”。“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才能真正建成世界和平的新秩序。

  此外,他又將“八目”的境界融入進現代政治的實現程序。他說:“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么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他首先把“八目”中基礎的“誠意、正心、修身”詮釋為公民的意識培養,以樹立起對國家的責任意識。另一方面,又將學習新文化加入“修身”之中,要求“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夠修身,才可來講齊家、治國”,只有公民擁有良好的“修身”基礎,才能投入到國家的建設中去。

  孫中山以“大同”為理想,“仁義”為內涵,“八目”為層級,建立起了一個現代社會精神建設體系,不僅使政治架構更富有人文關懷,也使民族解放和國家復興思想從深度和廣度上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傳統文化尋取資料

  孫中山從歷史文化中挖掘研究資料,最終提出了許多先進的理論思想。

  他在充分考察中國政治制度之后提出“五權憲法”,提出了“權”與“能”分治的學說。他認為“權”是人民主政的權力,強調的是國家的所有;“能”是政府具體的效能,強調的是國家的治理。二者屬于兩個范疇,不能混淆了區別。其次以“權”“能”分治為出發點,分別提出實現人民真正主權的四種權力——選舉、創制、罷免、復決,以及完善政府效能的五種權力——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而他的完善政府效能的設計構想是將“中國自己之良法”加上西方原有的三權,形成五權,目的就在于匯聚中西方的制度優勢以塑造出“世界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從而做到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國家。

  利用傳統的經濟經驗,他提出“平均地權”。為尋找解決的方法,他廣泛搜集,“以我國古今之社會問題及土地問題為資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與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倉,均在討論之列”。在充分總結中國古代經濟經驗基礎上提出了“平均地權”的構想,即劃定地價,土地歸公,實現利用上的再分配。

  利用傳統歷史經驗,他提出“知難行易”學說。他認為長期以來“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行合一”思想不利于革命的實踐,于是深入而廣泛地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總結中國長期民主革命的豐富經驗和失敗教訓,最終完成了《孫文學說》。他通過考察中國的飲食史、貨幣史、文學史、技術工程史等諸多方面,提出了著名的“知難行易”學說,強調“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只要“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從而奠定了三民主義的哲學理論基礎。

  結論

  孫中山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目的在于要保持民族自信心,保存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以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的實踐之意義在于:一是緊扣時代脈搏,順應時代潮流。他說:“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二是保持民族自信,充分發掘傳統。不僅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來對待傳統文化,還應保有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三是合理利用改造,開拓原有境界。。孫中山曾經批評有些人“雖然常用那一段話做口頭禪,但是多是習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他一生最反對的就是教條主義。四是薈萃各方精華,引領世界前進。文化利用的實質就在于學習各方長處,以為己用,不僅要求借鑒,更是超越。在融合既有各方精華的基礎,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更完善的體系,來推動復興大業的實現。孫中山認真汲取傳統文化的精華和西方文明的成果,“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要“連成一個很好的完壁”,最終“駕乎歐美之上”,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原文載《近代中國》第29輯)

  廖大偉,1961年1月出生,上海人,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兼秘書長,《近代中國》主編。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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