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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西風東漸與近代禮俗變易
2020年03月06日

  近代以來,西風東漸,西禮東移,中國傳統禮儀發生了很大變化。綜觀近代以來禮俗變遷,主要有四大動力在起作用,即西力東侵、國際慣例、思想變遷與政治權力推動。這四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影響。

  西力東侵迫使禮俗變遷

  近代中國禮儀首先是在西方列強逼迫下變易的。從時間上看,中國傳統禮儀中首先受到西方沖擊的是跪拜之禮。

  1793年,英國特使馬嘎爾尼率團來華,與乾隆皇帝因覲見禮儀產生分歧,核心就是跪拜不跪拜。1816年,英國阿美士德率團來華,再次因為不愿下跪而離開了北京。鴉片戰爭以后,這個問題成為外國公使駐京、開展活動的一個焦點。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咸豐皇帝堅持最力、無論如何不肯通融,他至死也沒有接見一個不愿下跪的外國人。1867年,清廷就外國公使覲見要不要跪拜的問題,征求大臣意見。群臣有的反對,有的贊成,最爽快的是陜甘總督左宗棠。他認為既然承認西方那些國家不是屬國,而是均敵之國,那么,就不必苛求他們一定要行中國的跪拜之禮。一直到1873年,這個問題才最終解決,結果當然是不跪。這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國公使和日本大使,在中南海紫光閣覲見同治皇帝,日本大使行三揖之禮,西方各國公使行五鞠躬之禮,依次覲見。這次涉外禮儀變遷,由三跪九叩變為鞠躬,整整花了80年。

  國際慣例促使禮儀變遷

  中國涉外禮儀發生變化,跪拜之外,最早遇到的是作為國家標志的國旗與國歌問題。先說國旗。1844年簽中美《望廈條約》,1858年簽中英《天津條約》,都已涉及西方的國旗概念,因為商船要掛國旗,方便管理。《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都提到國旗,諸如單鷹國、雙鷹國、花旗國等。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就與華船冒掛洋旗的“亞羅號事件”有直接關聯。據當時國際慣例,無旗商船可能被視為無國籍甚至海盜船,無法參與國際貿易。一些中國商船便向外國機構申請注冊,升掛注冊國國旗,以便得到保護。亞羅號就是一艘在港英政府注冊、聲稱升掛英國國旗的華人商船。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國旗問題日益突出。1862年,長江發生中英水兵斗毆事件,英國人硬說不知道那是中國兵船,因為船上沒有旗幟,拒不負責。恭親王奕?由此開始考慮代表大清的旗幟問題。經與曾國藩、湖北、江西各巡撫等商量,決定以三角形黃龍旗作為中國水師官船的標志,并通知各國。但當時只是稱為“官旗”。

  1868年,蒲安臣率中國使團出訪美歐各國,他自作主張地替中國使團制作了一批黃龍旗,權當國旗使用。1872年,清政府將三角龍旗的使用范圍擴大到大清官方輪船,但民用商船仍不得懸掛。187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上,中國展館插龍旗作為中國標志。

  1877年,何如璋出使日本,船近日本內口時,日本戍兵升龍旗以示歡迎。這些情況說明,到光緒初年,龍旗事實上已被視作大清國國旗。但是,各處使用龍旗的尺寸、圖形、式樣沒有統一規格。1881年,李鴻章奏請把三角龍旗改為縱高三尺、橫寬四尺的長方形龍旗。1888年10月3日,清廷規定大清國旗為長方形,黃色,中畫青色飛龍。中國這才有了正式的國旗。

  再看國歌。1876年后,隨著清政府參與國際活動增多,制定國歌的問題也逐漸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883年,出使英國大臣曾紀澤自作一歌,名為《華祝歌》。1884年5月至10月,倫敦舉辦世界衛生博覽會,赫德安排在中國展區與其他一些場合多次演奏了這首歌曲,作為中國國歌演出。

  曾紀澤在1882年還作過一首叫《普天樂》的歌曲。這首《普天樂》是否被演奏過,缺少確切的文獻紀錄,不得而知。至少說明,到這時候,中國并沒有就國歌問題形成一致的意見,清政府更沒有就此做過決定。

  1906年,清朝陸軍部成立,譜制了一首陸軍軍歌《頌龍歌》,清朝官員就用軍歌權代國歌。1907年10月8日,美國陸軍部長達夫提訪問上海。迎賓晚宴上,所奏中國國歌就是《頌龍歌》。

  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頒布第一首正式國歌《鞏金甌》,由嚴復作詞,愛新覺羅·溥侗譜曲。歌詞是:“鞏金甌,承天幬,民物鉄鳧藻,喜同胞,清時興遭,真熙嗥,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對于清政府來說,國旗、國歌之從無到有,都是為了適應西方行之已久的國際慣例,國際慣例也促使涉外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的禮儀隨之發生變遷。

  思想變化引導禮俗變易

  禮儀作為表達人們理念、情感的一種行為規范,其變遷既有在政治力量推動下的巨變,也有在思想觀念引導下的漸變。近代中國很多禮儀變遷,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已經常見的放足、婦女參加社交活動、男子剪辮、文明婚禮等現象,就是從思想觀念變化引起的。這些變化大多與人們對于近代西方禮俗的理解、對中國傳統的禮俗批判有關。

  鴉片戰爭以后,西人東來,上海等地的西方人日多,將西方的禮俗帶了進來。出使或到西方旅游的人,對西方的禮俗也見之更多,在各種日記、游記中多有零星或片斷介紹。一些來華的西方人,出于溝通中外的需要,也對西方禮俗作了一些介紹。所述內容大體包括以下方面:一、婚姻習俗,諸如男女自由戀愛、結婚儀式、男無二妻、妻死然后可再取、婚姻不禁同姓、寡婦可再醮等;二、祝賀生日;三、喪禮;四、衣著習俗,諸如音樂會、宴會等不同場合的衣著講究,日常生活中衣著風俗,如何佩戴珍珠、鉆石之類;五、見面禮俗,包括臣民見國君、平民見官長、親戚相見、男女相見;六、訪客之禮;七、待客之禮;八、宴會禮俗,包括發請帖、宴會服飾、談話內容;九、禮俗禁忌;十、各國禮俗異同。

  晚清介紹西洋禮俗最為詳備的有三本書,前兩本為《西禮須知》、《戒禮須知》,均由傅蘭雅譯編,均于1886年出版。第三本是劉式訓翻譯的《泰西禮俗新編》。這些書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禮俗知識較為全面地介紹進中國。

  政治力量推動禮俗變易

  禮儀是一種人為的行為規范,與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有密切關聯,也會因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變革而發生很大的變化。

  辛亥革命后,與帝制相關聯的許多禮儀都受到了強烈的沖擊。民國最初五六年時間里,政府對禮儀改革做了很多努力。1912年8月17日,北京政府公布《禮制》,對一些日常禮儀作了簡單規范。1913年11月4日,公布《覲賀授勛公宴茶會各禮節》,對覲賀、授勛、公宴、茶會程序、服裝作了規定。1915年7月13日,公布《相見禮》,規定官民見副總統禮、文武官員相見禮、文武僚屬見長官禮、人民見官長禮、卑幼見尊長禮、弟子見師長禮、女子相見及男子女子相見禮等。1916年8月9日,公布《謁見禮》,對特任、簡任各職的晉見、大總統傳見等禮儀都作了規定。北京政府禮制館還編制了《新喪禮》。

  由于革命的推動,政權的更迭,社會禮俗發生的變化。南京國民政府也在禮儀變革方面做了一些努力。1930年,頒布《國葬法》,制定追悼會制度,制定新喪禮。1935年,制定《倡導民間善良習俗實施辦法》,公布《公祭禮節》。1936年,頒布《公墓暫行條例》。1943年設立國立禮樂館,著手制定《中華民國禮制》,對國家禮儀進行全面規劃,幾乎囊括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禮節。從其具體內容來看,它綜合了中西禮俗,擇善而從,摒棄傳統禮俗中愚昧繁瑣方面,吸收了西洋禮俗中文明、健康內容。

  綜上所述,在西力東侵、國際慣例、思想變遷與政治權力推動這四個方面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國的禮俗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禮俗的各個分支,因其歷史的久暫、根基的深淺、涉及面的廣狹,變遷的情況各不相同。

  鴉片戰爭以后的禮俗變遷,有三對矛盾在起作用:一是全球化與地方性。二是現代性與傳統性。三是民間與政府。國旗、國歌、迎賓禮等,都是全球化與地方性有機同一。廢除跪拜,男女平等,待人接物,既彬彬有禮,又簡樸大方,則是融現代性與傳統性為一體的表現。近代禮俗,是民間局部禮儀先變,官方主導的局部禮儀也變,然后出現中禮、西禮、古禮、今禮交叉混雜、讓人無所適從的局面,然后政府出面制定禮儀。一部完整的國定禮儀尚未制定妥當,就因政權的更迭而中止了。現在,國家提出要制定適應時代要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禮儀,正當其時。

    (此文原載于《近代中國》第28輯,有刪減)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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