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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絳先生追思會舉行
2019年10月21日

——緬懷無上貢獻,致敬賢人風骨

  為紀念著名學者、上海中山學社名譽顧問陳絳先生,上海中山學社于10月17日下午舉辦陳絳先生追思會。上海中山學社常務副社長王慧敏,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沈祖煒、易惠莉,副社長兼秘書長廖大偉,陳絳先生的長子陳任、次子陳傳與門生故舊,以及來自本市各高校、出版社的近20位專家學者參加追思會。追思會由廖大偉主持。

  “緬懷先生對學社的無上貢獻,致敬先生傳統賢人風骨”,追思會伊始,廖大偉向與會同仁轉達了高小玫社長對陳絳先生的高度評價。他希望通過追思會,共同緬懷陳絳先生在學術上的卓越貢獻,追憶陳絳先生為人為師的往事、高風亮節的品德,以此深切表達對陳先生的景仰與懷念。

  學社同仁眼中的陳絳先生

  沈祖煒深情追憶了與陳絳先生近40年的交往,他用“待人謙和,治學嚴謹”來形容這位“大先生”。沈社長與大家分享了他和陳絳先生在上海社科院、上海市文史館、上海中山學社共事的經歷,認為“陳先生確實有非常強大的人格魅力”。

  學社原常務副社長鮑敏中與陳絳先生曾有過一段共事經歷,當時陳先生是學社核心期刊《近代中國》主編,鮑社長深感六年的共事經歷讓他受益匪淺,認為陳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教授,是一個嚴謹治學的學者,是一個誠懇寬厚的長者,陳絳先生德才兼備,無論是做學問、做人,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日報》高級編輯丁鳳麟退休后與陳絳先生在上海圖書館以特約研究員身份共事過一段時間,他說“陳先生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開始參加革命工作,整整70年,他認認真真、勤勤懇懇,組織需要他干什么事,他就認真完成。”陳絳先生為學社留下的文史資料,值得認真學習、整理和發掘。

  學社理事、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邵雍說“陳絳老師對于我來說也是一個終生的老師。”他回顧了當年和陳先生一起參與上海市高考命題工作的往事,令他記憶猶為深刻的是陳先生在茶余飯后,總是抓住點滴時間看稿件,而這些稿件多為投給《近代中國》刊物的稿件。

  學社理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陸興隆回憶了當年與陳絳、丁日初兩位老學者代表中山學社赴張家界開會時夜宿農民家中的往事,那時回上海時還需自己排長隊買火車票。雖然食宿均不盡如人意,但是陳教授沒有絲毫怨言,反而將之作為一種笑談。

  故舊門生眼中的陳絳先生

  “陳絳老師是我所敬重的老師,盡管沒有教過我,但是我看了他大量的著作并與他有過多次的深談。”市文史館館員、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郭志坤回憶,“我感覺他學術上非常嚴謹,處事上很低調,待人很厚道。”2012年,郭總編接到市文史館的任務,負責陳絳老師的口述歷史,計劃當年下半年完成此項工作,但結果一拖再拖,第一輯的5本書,陳絳先生這本是最后完成的。究其原因,就是因為陳絳老師非常低調,并不愿意多講。“我當過記者,我就喜歡抓細節的鏡頭。比如說跟潘漢年的關系,這些都是有現場感,有故事可以寫的。”在后續的采訪中,陳絳老師還是說了一些內容,郭總編寫出后,又被陳絳先生劃掉數千字。陳絳先生常說,等他作古了以后再說那些往事,別人會說他貪功。“因此我就把這些文字刪除了。他非常認真嚴謹,而且他常說,他這一輩子搞學術,很平淡。我尊重他的意見,只是有一些遺憾,遺憾是因為有很多內容沒有放進去。”郭志坤回憶,盡管這本20萬字的書前后花了三年時間,一共采訪了陳絳先生27次,但是他感覺很值得,因為他從陳絳先生身上學到了很多,不止是嚴謹治學的態度,也包括他厚道、謙遜的為人。

  “我私下里問過陳絳先生很多問題,你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你們領導是潘漢年,你所在的工作單位都是處于每一次運動的風口浪尖,經濟所也是風口浪尖,你怎么能夠平安度過?”學社副社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易惠莉講述陳絳先生當年的艱難歲月,忍不住潸然淚下。特別是想起倆人當年書信往來過程中,每每其稱陳絳為先生,陳先生回信的開頭總是稱“惠莉賢友”,足見陳絳先生對后輩學者的關愛。雖然陳先生為學界泰斗,但無論當面還是背后,他從不輕易品評他人,學者風范盡顯。

  “能夠成為陳老師的學生,我非常榮幸”,復旦大學陳潮教授抒發了難以忘懷的師生情誼。“陳老師不僅是一個學術上的大師,而且更像一個慈父在教導下一輩,我從來沒有聽到陳老師發脾氣、罵學生。”他認為,陳絳先生一直提倡的“述而不作”體現了他嚴謹的治學精神:“比如他翻譯的《赫德日記》,我覺得他的眼界完全是從一個更寬廣的角度研究中國近代史,他在中國近代史方面沒有寫什么論文,其實陳老師的眼光放在另外一個更寬廣的角度。記得他80-90年代的論文很多,他的論文大部分側重于西學東漸方面,外國的技術、思想引入中國,大部分都是側重于這些。我覺得陳老師的研究眼光非常寬廣。”

  家人眼中的陳絳先生

  “爸爸不熱衷于參與政治運動或者各種黨派,對商業活動也不感興趣,但是他對中山學社非常上心”,陳絳先生的次子陳傳說。“可能這和丁伯伯(丁日初)有很深的淵源,因為丁伯伯之前在社科院,他們倆在一個單位。丁伯伯住在現在的上海交響樂團的對面,我們家那個時候在武康路,跟丁伯伯走動比較多。我知道《近代中國》開始出版的時候,丁伯伯是主編,是發起人之一,但是他年齡比較大,他經常就找爸爸,爸爸經常把稿子拿回來。那個時候爸爸又要忙學校,在家里看稿子的時間比較多,家務做得比較少”。自擔任《近代中國》主編后,為了這本學術期刊,他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心血,但他一直強調學社同仁對他工作的支持,而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

  “我感覺我爸爸應該是一個文藝青年。”陳絳先生長子陳任最近在整理父親的遺物,結果發現了陳先生剪裁的一些小漫畫。“這些小漫畫非常有意思,都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我爸爸非常細心,他把這些有意思的漫畫像做學問一樣一張張貼在明信片上,所以我覺得爸爸很有文藝范。”陳任還說,同時父親也很幽默,幽默到什么程度呢?“他和鄰居開玩笑,幽默到我媽媽都吃醋。”“我爸爸的口琴也吹得很好,乒乓也打得很不錯,不要覺得我爸爸的運動還不行。所以我說爸爸是文藝青年。”陳任先生補充的這些生活細節,讓與會者眼前仿佛浮現了陳絳先生在家里的一個父親的生動形象。

  斯人雖逝,精神永存。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傅德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人文分社副總編輯馮勤、上海中山學社副秘書長陳靜等都通過在工作中的接觸,對陳絳先生一生為人真誠灑脫,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表達了由衷的敬意,認為他為上海中山學社留下的除了寶貴的學術遺產,為人風骨更是激勵大家做好各項工作。

作者:金鑫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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