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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鳳麟:上海中山學社,我再次學習的課堂
2019年10月08日

  丁鳳麟(1938.07—),籍貫江蘇阜寧,1946年秋隨父赴滬謀生并求學,1965年3月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生班畢業,分配到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工作。文革中,下“五七干校”鍛煉,又到工廠“戰高溫”,1971年進《解放日報》社工作直至退休,歷任理論部編輯、總編辦副主任、新聞研究室副主任,1995年評定為高級編輯。曾兼任中國新聞史學會理事、中國記協新聞媒體研究協作委員、《解放日報》之友聯誼會秘書長等等,其作品曾獲第九屆中國新聞獎新聞論文二等獎。

  丁鳳麟是學習歷史出身的學者,在從事新聞工作的同時,從未放松對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將《孫中山選集》上下冊認真閱讀了一遍,并寫出了《論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孫中山論太平天國失敗原因》和《孫中山論義和團》等多篇文章,引起學界關注。

  也正是因為對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的無比景仰,使他同上海中山學社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其導師陳旭麓先生的引薦下,他積極參加上海中山學社的籌組工作,并成為理事之一;他遵循丁日初先生的建議,和楊立強教授一起出任上海中山學社副秘書長,協助丁日初先生工作,主要是籌組幾次學術研討會。

  《近代中國》創刊后,他成為該刊物的熱心讀者與作者之一,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其中《辛亥革命中的上海報業》一文還榮獲上海市社科聯優秀論文獎。陳絳先生接任《近代中國》主編后,他又與沈渭濱、易惠莉兩位教授共同出任副主編,協助陳先生認真審讀每期的備用文稿。雖然并無任何審稿費之類的酬勞,但他們都把工作當作自己的事業來對待,嚴肅、認真地審讀每篇來稿,認真地花了幾個夜晚核實并修正文中數處錯訛,準備刊用。可后來該作者卻將此文要回改投他處。丁先生對此有些窩火,可陳絳先生勸慰他說,這是作者的自由,不必介懷,將來我們的刊物辦得越來越好,自然會更有吸引力。這樣,丁先生也就釋懷了。在工作中他也更加敬重陳絳先生認真治學的態度和坦然的心態。

  丁鳳麟還以上海中山學社理事身份積極參加兩岸三地的學術交流,并為此作不懈努力。

  他曾說過,馬克烈先生主持學社工作期間,為開拓兩岸三地學術交流作出了顯著貢獻。最令人難忘的是,有一年,馬克烈先生邀集了近十名海外學者,包括數名美洲的華裔學者,在上海嘉定召開“孫中山與海外華僑專題研討會”,其中有一段會議由丁先生主持。豈料在研討過程中,有一位來自美洲的華裔學者在發言中突然對我國的改革開放說三道四,與會議主題極不協調,會場氣氛一時凝固。關鍵時刻,丁先生立刻表態:“請大家的發言言歸正傳,不要節外生枝!”這一句話,又將會議議題拉了回來。會后,與會的唐振常先生沖著丁先生說:“‘不要節外生枝’這句話不軟不硬,又軟中帶硬,你這家伙是怎么想出來的?”丁先生一笑置之,他說:“如何緊扣會議主題,利用研討會加強海內外學術交流,增進友情與親情,避免產生負面效應考驗的是主持人的功力。必要時,還得以斗爭求團結,這也是中山學社的一條重要辦社宗旨。”

  丁先生回憶,還有一次,他隨馬克烈先生一行赴臺灣新竹開展學術交流,并在研討會上就《略論孫中山先生的‘與群俱進’思想》作了發言。主持會議的臺灣某大學領導在評議中就發言中提及的“美國與臺灣民意調查可信度”的百分比提出質疑。丁先生當即回應:“鄙人是就孫中山論孫中山,你今天講的美國民意可信度問題雖然言之有據,但與本文主題無關。”這樣一句話,反而增強了兩岸學者的感情,在會后得以繼續交流研討。

  丁先生還注重如何進一步開拓孫中山研究的視野。他曾提到,三年前在學社常務副社長王慧敏的帶領下赴廣州出席兩岸三地孫中山思想研討會。丁先生帶去的論文《簡論孫中山的譜牒觀》盡管只有短短數千字,卻引發兩岸學者的關注。因為數十年來,兩岸學界研究孫中山的文稿數不勝數,可從未有人關注其譜牒思想。而且,該文十多個注釋都是參考丁先生本人所編《中國家譜資料選編?序跋卷》。于是會后,多位與會學者來到丁先生的房間進行進一步交流,感佩上海中山學社對孫中山研究作出的貢獻。

  上海中山學社有今天的成就是上下齊心、共同努力的結果,在海內外學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這也正是像丁鳳麟先生這樣的學者所希望看到的。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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